‘体育外围平台’郑振满 |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福建永泰契约文书研究

产品时间:2022-07-25 01:42

简要描述:

摘 要 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在永泰县的山区开发历程中,土著家族依据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生长多元化的林业经济。由于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当地民众聚众自保,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 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生长,形成了乡、族联合的社会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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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要:摘 要 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在永泰县的山区开发历程中,土著家族依据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生长多元化的林业经济。由于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当地民众聚众自保,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 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生长,形成了乡、族联合的社会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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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社会。在永泰县的山区开发历程中,土著家族依据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生长多元化的林业经济。由于土客之间的矛盾冲突,促使当地民众聚众自保,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

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生长,形成了乡、族联合的社会文化传统。关键词 明清时期;林业经济;山区开发;契约文书;福建永泰 作 者 郑振满,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0年第2期。目 录前言一、林业经济与山区开发二、山林产权与谋划方式三、聚落形态与社会整合四、家族与村社仪式传统结语牢固结构 工具条上设置牢固宽高配景可以设置被包罗可以完美对齐配景图和文字以及制作自己的模板前 言明清时期,由于林业经济的快速生长,全国各地陆续进入了山区开发的热潮,导致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

以往的相关研究,大多依据官方史料与文人记述,难以深入展现林业经济的生长机制与山区社会的演变趋势。近年来,在安徽、贵州、浙江、福建等地发现了大量山林契约文书,开发了山区开发史研究的新领域。本文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现存的山林契约文书,提出明清时期山区开发史研究的若干议题,以期抛砖引玉,推进学术对话与交流。

永泰县地处福建中部的戴云山脉,始建县于唐永泰元年(765),宋崇宁元年(1102)更名永福,至1914年改回原名,至今已有一千多年历史,是闽中地域最为古老的山区县之一。境内地貌以中低山地为主,森林笼罩率高达70%以上,为福建省重点林区。

自2016年以来,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与永泰县古乡村掩护办公室互助,在当地开展现存民间历史文献的收集与研究,已收集契约文书近30000件、种种账本1000多册、族谱100多部,另有为数众多的碑刻、书信、诉讼档案等历史文献资料。这些民间历史文献大多形成于明清时期,至今仍生存于当地村民家中,具有良好的“归户性”和“归物性”,可以较为系统地反映明清以来的山区开发历程。永泰县现存的山林契约文书,主要涉及山林的产权关系与谋划方式,以及山区的生态情况、聚落形态与社会文化传统。

这些契约文书的形成历程,与明清时期的山区开发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拟首先考察明清时期的林业经济与山区开发,再依次探讨山林的产权关系与谋划方式、山区的聚落形态与社会整合、家族与村社的仪式传统。固然,本文的目的在于提出问题,而不是全面叙述山区开发的历史历程。

一、林业经济与山区开发福建历史上的森林资源,最初大多是原始森林,宋以后逐渐形成人工林。淳熙《三山志》纪录:“始州户籍衰少,耘锄所至,甫迩城邑。

穹林巨涧,茂林深翳,小离人迹,皆虎豹猿猱之墟。”这就是说,在福州设治之初,离城郊不远就是原始森林。到了明代中叶,福建各地泛起了大量的人工林,自然生态情况已经完全改观。万历《邵武府志》纪录: 杉,旧当地少种者……近三四十年来,郡人种杉,弥满冈阜。

公、私屋宇悉用之,皆取诸本土而足,且可转贩,以供下四府宫室之用。盖骎骎乎与延、建之杉等矣。郡人之所谓货,此其最重者也。

邵武府地处闽江上游的富屯溪流域,为福建西部较为偏远的山区。明代中叶,邵武府开始“种杉”,不仅可以满足当地公、私修建之需,而且可以供应福建沿海地域的“下四府”,成为当地最为重要的输出商品。

这种以商品生产为特征的林业经济,在其时的闽江流域应是普遍现象,故有“与延(平)建(宁)之杉等”的说法。明清之际,福建杉木已运销江浙、广东等地,甚至远销外洋。计六奇《明季北略》纪录: 福建延、汀、邵、建四府,生产杉木。其地木商,将木沿溪放至洪塘、南台、宁波等处发卖。

外载杉木,内装丝绵,驾海出洋。每赁兴化府大海船一只,价至八十余两,其取利不赀。计六奇生存于明末清初,其关注重点为福建海商势力。

其实,其时在福建内陆的客家地域,木料商业也相当繁盛。据康熙《宁化县志》纪录:“先时徽贾买山,连筏数千,为捆运入瓜步,其价不赀。近皆本邑木商自运,价大减于前,然宁土之食此利者多矣。

”另据清人杨澜《临汀汇考》记述,汀江流域的木料主要销往广东,“潮州商来,计山论值,运至水滨,泛筏而下。县中沿流乡村,多以此致富”。

清代浙江宁波、绍兴一带的木料商人,聚居于福州南台一带,于乾隆年间建立了“安澜会馆”,立碑记云:“(浙江)材木之用,半取给于闽。每岁乡人以海船载木出五虎门,由海道转运,遍于两浙。故台江之中洲,吾乡人之为木商者咸集焉。”乾隆年间刊印的《闽政领要》,对福建木料运销江浙有如下记述: 建宁木植,多在深山通涧之处。

秋冬砍伐,俟春水涨发,由溪顺流而下。木客于南台收买,扎排海运江浙售卖,内地各处多资使用。而福防厅之商税,又全借木料以凑数也。

除了作为修建质料的木料之外,福建各地另有大量的茶、竹、笋、纸、蓝靛、茶油、桐油等山区特产,常年运销各地。清末编撰的《闽县乡土志》纪录: 八闽物产,以茶、木、纸为大宗,皆非产自福州也。

然巨商大贾,其营运所集,必以福州为的。故出南门数里,则转移之众,已肩属于道。

江潮一涨,其待输运之舰,帆樯尤林立焉。虽不足较量川蜀之旺,而亦一大商场也。其时福州的外销商品,主要是来自福建各地的山区特产,尤其是闽江上游生产的茶、木、纸等。

固然,除了这些外销商品之外,福建沿海各地同样需要种种山区商品,如木料、燃料、油料、纸张、果品等日常生活必须品。在清末编撰的《侯官县乡土志》中,详细记载了福州郊区运销山区商品的种种集市,这些显然都是为当地住民服务的。在某种意义上说,明清以来福建沿海市镇与商品经济的生长,为福建各地的山区开发提供了内在动力。

明中叶以后,随着林业经济的商品化,大量外来移民进入福建各地山区,形成了山区开发的热潮。万历《永福县志》纪录: 邑居万山之中,地之平旷者不得什一。……至于引水不及之处,则漳、泉、延、汀之民种菁种蔗,伐山采木,其利乃倍于田。

久之,穷冈邃谷,无非客民。客民黠而为党,辚轹土民。岁祲,揭竿为变者皆客民也。

这种因外来移民进入山区而导致的社会动乱,在明代后期的东南山区很是普遍。以往的相关研究,通常把这些“客民”视为破产农民,即“流民”或“棚民”。

实际上,其时的许多客民可能并非破产农民,而是追逐财富的经济性移民。至于土客矛盾的泉源,主要在于其时的户籍和赋役制度。

万历《永福县志》纪录: 又考邑之田,其占于异县之民者十有二三,则黄籍之户口,固不尽为邑人;而漳、泉、延、汀之幸民流布三谷,生齿凌杂,实皆邑之户口,而不登邑之黄籍。在彼邑为亡命,在此邑为宾萌,由童而白首,由身而累世,曾不闻县官之有庸调,此何以异于鹿豕哉! 这里论及的“黄籍”,即黄册,是明代征派赋役的主要依据。由于外来移民不在黄册之中,因而也不负担当地的赋役,这是土著族群难以忍受的现状。不外,从现存的族谱、契约文书看,明代有不少外来移民已在永泰入籍,并负担当地的钱粮和劳役。

到了清代,由于实行“粮户归宗”制度,外来移民的入籍条件相当宽松,因赋役不均而导致的土客矛盾也就逐渐淡化了。明清时期福建的山区开发,主要是由市场利益驱动的,因而也带来了庞大的经济效益。在永泰现存的族谱、账本和契约文书中,可以看到许多因谋划山林而致富的案例,其中既有外来移民,也有土著家族。那么,当地民众如何配合开发山区资源、实现互助共赢,这是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二、山林产权与谋划方式在永泰历史上,似乎从未对山林产权实行有效挂号,因而山税肩负也极为轻微。万历《永福县志》未记载唐宋时期的山地,仅记载元代有“山园五顷九十一亩五分”,而明代原额“官民田园山塘地通共二千六十四顷六十七亩”,无详细山地数字。在乾隆《永福县志》中,对山地仍无专项记载,仅在“杂税”类中记载了“山税银一十五两三钱六分五厘”。这说明,明清时期并无官方的山地治理档案,其产权制度是在民间自发形成的。

在永泰同安张氏的族谱中,收录了一幅《第十甲辅弼山场》地形图,并附有文字说明,叙述其山场产权的由来。兹摘引如下: 前明里有长,董土田之赋,征收催解,以供徭役,动费繁重,故税山皆属焉。吾族自明如金公顶第十甲里长,向金公继之。至本朝,叔理、叔德公犹相踵管理,粮纳张永发户下。

以此凡第十甲辅弼之山场,悉属我族掌管。圣祖仁天子薄征平赋,山税亦得从轻。原张永发户下粮额九十四两一钱八分八厘(内我族驮赔各姓并本族绝丁粮应十四两五钱一分六厘七毛四丝)。

惟甲下茶山下陈姓匀纳六丁,将西方茶山下中心崙、官庄坪、起元堂一派之山付陈朝弼樵采,递年应纳税银五分(今内檀、余两姓收纳);又甲下后坑陈姓匀纳六丁,将西方上漈至泮水隔一派之山付陈樵采,再匀二丁,准做税银。康熙三十八年,将永发地丁苗米钱粮除甲下匀挂并我族礼房、御房、书房、数房匀分各挂管理外,更存小造山税银五钱八分,仍纳张永发户下。

前系七阄轮纳,今通族公办。其应掌十甲辅弼税山四至,图具于后可考。

大造山酒税现应一两二钱,系十甲里长轮当,吾族逢辛年办纳。(一甲余国光,二甲林铭、张应麟,三甲黄朝珣,四甲卢正裔,五甲张月洲,六甲檀御香、檀全盛,七甲陈宗裔,八甲范公兴,九甲吴廷震、陈家应,十甲张永发) 山租岁无定额,前系七阄轮收,今归通族公收。

上述舆图与附加说明,应为清人记述,但详细年月不明。其要点在于,张氏家族对“第十甲辅弼山场”的支配权,来自于当地的里甲组织。

由于张氏祖先担任“第十甲里长”,所以拥有对当地“税山”的支配权。在这里,山地的产权分配是以负担里甲赋役为依据的。同样的原理,第十甲中的“茶山下陈姓”和“后坑陈姓”,也都是因为分摊人丁税而获得对特定山场的支配权。至于“大造”和“小造”,可能前者是明代里甲系统分摊的山税,尔后者则是清代加派的杂税。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依据里甲户籍和赋役肩负而形成的山地产权,实际上是一种共有产权,对当地乡族组织的生长具有深远影响。明中叶以降,永泰民间的山地买卖日益频繁,形成了错综庞大的产权关系。例如,嵩口镇漈头村林氏家族现存一组清乾隆年间的条约或合约,记载了当地张、曾、蔡、林、陈等姓长达数百年的山场生意业务和合股谋划。兹缮写其中两份文书,考察山地产权的生意业务历程与谋划治理方式。

其一: 立条约张瑞忠、曾学等,但瑞忠祖于嘉靖、万历、天启、崇祯年间,买得张大浚税山数号,坐落消洋四围;又买曾应周等山场物业,系在消洋内等处。曾海户丁曾应周原买柯文灿山场,亦在消洋等处,后曾家出卖过半,姑念亲属,与曾对半管业纳税,历掌无益。

至乾隆七年,缘曾海户丁曾又贤兄弟将消洋山场卖在曾学、蔡天生管业,又有毛公拨、张瑞忠七年时将曾家祖上卖契缴与曾、蔡为业,有契可据。将此所缴之山充出,曾、蔡亦有一半,但张瑞忠、张伯玉、张昂弟亦有一半,原有张大浚、曾家有卖契可据。自今以后,凡消洋、漈头、佳洋、长岭坑、歇坪四围等处山场,或在张契内,或在曾、蔡契内,统为民众通仝掌管,向后张家不得藉有古契多山言说等情。

倘外人批种、造坟、起盖,其山价、花彩、山租等项,张家应半,曾、蔡共应一半。如张、曾、蔡三姓自种自造,不得言说批礼。若有关碍,不得私批,不得私造;空山无碍,三姓相议仝安,以免争执。

要凭条约管业,永无异说。今欲有凭,公立条约弍纸,各执一纸,永远为照。其山税,张家应纳五分,曾、蔡应纳五分,共一钱,纳在柯文灿名下,系月洲张聿昭代收。

倘外人侵占山场,公仝出头,不得推脱。再照。画押弟学琛 蔡天生 曾学 乾隆柒年拾弍月 日立条约张瑞忠 张伯玉 张昂弟 在见宗弟张其昌 中人吴荣玉这份条约涉及“消洋、漈头、佳洋、长岭坑、歇坪四围等处山场”,其产权原属于张大浚、柯文灿,于嘉靖至崇祯年间陆续卖给张瑞忠、曾又贤二人的祖先,由张、曾二姓“对半管业纳税”。

至乾隆七年(1742),曾又贤兄弟将祖传山场卖给曾学与蔡天生,遂由张、曾、蔡三姓配合治理这些山场。由于这些山场的产权多次转手,形成了种种“古契”,容易引起纠纷,因而在新业主之间必须重新签订条约,确认各自的权益。与此同时,在条约中也划定了这些山场的治理、使用、收益、纳税等相关条款。由于这些山场是三姓共有的,所以相关业主可以无偿使用,即所谓“三姓自种自造,不得言说批礼”。

如果出租给外人耕作,或是转让给外人建屋、造坟,其收益由三姓按份均分。此外,这些山场虽然履历多次转卖,其产权并未正式过户,而是仍然在原业主名下纳税,由“月洲张聿昭代收”。这种产权不外户和“代收”山税的做法,在永泰契约文书中相当常见,可能是当地山林生意业务中的普遍老例。

自乾隆七年(1742)之后,上述山场的权益又历经朋分和转让,形成了更为庞大的产权关系。兹缮写这组文书之二: 立合约字林、张、陈等,为共置税山以杜混争事。缘万历间张朝统与曾学、蔡天生契买张大浚、曾应周税山数号,坐落廿玖都消洋地方等处。其时未分界址,三姓议立条约,开作四分,曾、蔡共应贰分,张家自应贰分。

后因朝统之孙瑞忠将己分之山胎当张聿昭,无银取赎,劝你胞叔伯玉、彩玉、弟昂官即瑞志各出银赎回。叔侄又立约字,将此贰分之山开作四分,伯玉、彩玉共应一分,瑞志应一分,瑞忠自应贰分。

至乾隆八年,瑞志一分之山又开四小分,统卖林伯齐、林向瑞、林景珠永远管业。又乾隆十年,瑞忠贰分之山又开四小分,忠子厚楚、厚成抽出贰小分,卖与陈文教、文闢管业。

又叁拾贰年,忠子厚楚更有二小分,再卖与林伯齐永远为业。又五拾年,伯玉、彩玉一分,你子盛光兄弟仝卖张于吉,永为己业。至四十壹年,伯齐买瑞志四小分之贰,抽出壹小分分卖陈正明掌管。

齐尚存厚楚下贰分、瑞志下一小分。前后买者、卖者、分卖者,俱已载明矣。但因原契并条约夹带曾、蔡山业,未曾缴出,尚存忠子收执。诚恐生端,故议立约字,以免争占。

其山税,朝统下载五分,递年照契内付张大浚子孙收纳。山内各置桐、茶、杉、松、杂木,并在前起盖、造坟,各业各管。或坟傍、或屋边四围有碍之处,约人等不得占造、强砍,任听造主培留遮荫风水。

自议之后,其山永不许转卖别人纳税。如有桐、楂、杉、松、杂木转卖别人,及山底卖他开掘栽种,不许卖他起盖、造坟。凡耕山者纳租,收租者纳税,即有转卖树木、开掘栽种,契内要载明山租,收回照分均分。山内无碍之处,各人自造自盖,毋容相议。

或别人批造,各主同议,批礼照分均分,不得私批等情。如有此情,系约人签词呈官。自约之后,庶无争占。可今欲有凭,立合约各执为照。

乾隆五十壹年正月 日立合约字林向宝(画押) 仝约张于吉(画押) 陈文教(画押) 林向瑞(画押) 林珍清(画押) 陈正明(画押) 代字蔡仲书(画押)这份合约与上引条约密切相关,也是关于同一山场的权益分配,但只涉及其中属于张姓的一半权益。乾隆七年(1742),张瑞忠将自己的山场权益抵押给张聿昭,厥后由其叔伯玉、彩玉和弟瑞志出钱赎回,其产权则分为四份,即瑞忠二份、瑞志一份、伯玉和彩玉合一份。乾隆八年(1743),张瑞志将自己的一份产权分为四份,卖给了林伯齐、向瑞、景珠。

乾隆十年(1745),张瑞忠将自己的二份产权分为四小份,而其子厚楚、厚成将其中二小份卖给了陈文教、文闢。乾隆三十二年(1767),张厚楚又将其余二小份卖给了林伯齐。

乾隆四十一年(1776),林伯齐将买来的张瑞志四分之一产权卖给了陈正明,而自己则保留了另外的四分之一。乾隆五十年(1785),张盛光兄弟将父辈伯玉、彩玉的一份产权卖给了张于吉。

到此为止,原理由张、曾、蔡三姓共有的山场,又增加了林、陈二姓山主,即这些山场已经是五姓共有。固然,这五姓山主的权益是不平等的,各自都有差别的股份。不仅如此,在每一姓内部也会泛起差别的山主,而每一山主也有各自的股份。有趣的是,只管这些山主的股份都很明确,但这些山场却始终“未分界址”,只能配合治理和使用。

据合约划定,如各姓业主在山内已有栽种树木或盖屋、造坟,则“各管各业”;如将树木转卖别人,或将山地租给别人种树,则必须收取山租,其收益“照份均分”。此外,经由所有业主同意,可以把山地转让给外人盖屋、造坟,但不得“转卖别人纳税”。在这里,“纳税”被视为一种权利,也就是产权的凭证。

明清时期永泰的山场,大多由土著家族支配,其谋划治理也由家族组织主导。这些山场的谋划方式,一般都是出租取利,很少直接开发使用。在土著家族中,通常都有专人卖力山场的谋划治理,也有统一的规章制度。例如,嵩口镇月洲张氏家族划定:“凡批承起盖、造坟、耕作、做菰者,俱系值年之人给批。

若炭、窑以及木料之批,乃众房公给。其安批俱用刻板印就,照批誊载明白,以杜弊窦。倘私用白纸书写者,即属谋批假捏,禁绝行用,违者呈究。”清代后期,月洲张氏有如下统一印制的《山批》: 给山批。

月洲(空缺)祖遗税山,坐址本邑廿九都,内有壹号在(空缺)地方,土名(空缺)。今议批与(空缺)前去(空缺)随批交足,界内(空缺)听从照批(空缺)倘有关碍,则不得藉批强(空缺)并不许私行转手别人等情,递年约纳(空缺)租(空缺),付张家值年轮收。纳租之日,务以收票为凭;如无收票,即属欠租。

至界外山场杂木,听张从便管业,毋得侵占滋弊。今欲有凭,给安批壹纸,付执为照。

计开各项条例于后:…… (空缺)年(空缺)月(空缺)日给山批月洲(空缺) 月洲张氏是永泰著名的世家大族,拥有为数众多的山场,许多外来移民都向张氏租山种树。我们在嵩口一带的山村中,发现了不少这种雕版印刷的《山批》和《收票》等。在上引《山批》中,详细开列了种种山地的开发、使用方式,如盖屋、造坟、种树、做菰、烧炭、烧窑,砍伐杂木制作农具、渔具等,每一类使用方式都有详细的租赁条款。从中可以看出,张氏的山场谋划主要是定期出租,到期就必须收回或换批,不允许私相授受或永久租佃。

其租期因差别用途而异,如开山种树以“木去”为限,如砍树做菰以“菰树朽败”为限,如烧炭、烧窑、伐木制作农具、渔具等则通常是以一年为限。固然,如果租给外人建房居住或造坟埋葬,可能必须恒久租佃,但山主一般也要保留“山底”,不得轻易出让山地产权。

清代有些私有化水平较高的山场,其谋划方式较为灵活,如山主直接到场生产历程和流通历程,尽可能提高山场的经济效益。如下引租山契约: 立承字陈兰国,今因少山耕作,就在山主弟萃国、寿国处承出山场一全派,坐址廿九都佳洋水尾地方土名墘塆,上至圳,下至坑,左至田,右至坑,四至明确,承来用力耕作,开掘栽种。三面言议,时值山租钱六千文正,其钱克日交讫。

其山场付兄开掘栽种,其桐、蒲长成之日,兄与弟对半均分。其山刬㔇,系耕主自刬,如是无刬,付弟管回。其耕年期,言约一十二年。

限满之日,付弟管回,兄不敢藉承攻克之理。今欲有凭,立承字一纸为照。同治十三年十二月 日,立承字兄兰国(画押) 这是一份家族内部的租山契约,租期为十二年。佃户租山种树,除交纳租金之外,在树木长成之后还要与山主“对半均分”。

因此,山主对生产历程也有羁系之权,如发现佃户并未依约“刬㔇”,即可收回自管。此外,有的山主并不出租山场,而是自行谋划林木生产与销售。如下引契约: 立出泊杉木批字人吴久远,自己续置民秋竹坪土名白马案杉木山一片……今将四至内杉木出泊与泰森源号,当日面议杉木价番四十四元正。其山四至倘有来源不明,不涉客人之事,山主自己出头摒挡清楚。

至于杉木自泊之后,任凭客人随时爬山砍伐。此係先商后定,各无忏悔。

恐口无凭,敬立批字为照。光绪辛卯年八月 日,立出泊杉木字人 吴久远 说谕人 詹位奴 何际朗 亲手的书 这是一份包买杉木的契约,出包人既是山主,也是杉木的所有者。由于山主直接谋划杉木的生产和销售,可以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这无疑比寄生性的出租取利更具有努力意义。在永泰现存的山林契约文书中,另有大量使用山林抵押借贷的契约,其经济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一般认为,传统社会的抵押借贷属于印子钱,可能导致普通生产者的经济条件恶化。然而,在许多情况下,山林的抵押借贷都是短期借贷,而且借贷者并未失去山林的谋划权。因此,我们或可把此类抵押借贷视为山区特有的融资手段,有助于促进商品经济和多种谋划。由于此类契约甚多,情况较为庞大,容当另文讨论。

三、聚落形态与社会整合明清时期,永泰山区经常发生社会动乱,而父母官府无力实时弹压,逼使民间聚众自保。这种地方军事化的生长态势,导致永泰山区形成了种种“堡”“寨”“庄”之类的聚居形态,同时也促成了土、客族群的社会整合,推进了家族与村社组织的生长。明代永泰的社会动乱,大多导源于土、客矛盾,与山区开发密切相关。万历《永福县志》纪录: (嘉靖)四十年,漳人王凤以种菁失利,因聚众据二十八都为乱,不旬日遂至数千人。

……又明年,刘巡抚等遣将灭之,而西北诸都残毁萧然。(万历)十七年正月,汀人丘满聚众据陈山为乱。

知县陈思谟请于巡抚赵参鲁,遣把总王子龙灭之。(万历)十八年,烽洋、小姑、西林、赤皮、赤水诸处菁贼会盟为乱。而烽洋贼曹子贵、包二等先发,建旗杀掠,屯于大峬之碕头。

知县陈思谟与邑人典仪张仕朝等乘其未会,率乡兵灭之。为了平息外来移民引起的社会动乱,父母官府在武力镇压之后,开始逼使客民入籍,促成了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如万历年间平定客民丘满、曹子贵之乱后,“令里宰举山谷中种菁客民籍记之,使相觉察。于是相率治生业,不敢为乱”。

由于外来移民挂号入籍,纳入了当地的里甲系统,自然有助于土客融合,缓和社会矛盾。不外,其时仍有大量的外来移民陆续进入永泰山区,土客冲突仍然难以平息。

一旦时局不稳,官府无力弹压,动乱在所难免。例如,“明季山寇窃发,有菁贼黄士华者,劫掠乡村,擒徐氏一族老幼”。在此情况下,建设山寨或土堡,甚至组织乡兵,武装自卫,成为永泰民间应对浊世的普遍生存计谋。

清初安宁之后,普通民众逐渐回归日常生活状态,但仍然注重聚众自保,致力于制作具有军事防卫功效的堡、寨。例如,梧桐陈氏家族的六世祖朝历,明清之际避乱于螺园寨,“及清主大定之后,散寨归田,仍鸠通族,筑立土堡于坂中之野,以卫身家,以便力农”。这种为便于农耕而建的土堡,已经演变为日常聚落形态,差别于明代为避乱而建的山寨。

与此同时,许多原来就在村中的山寨,陆续改建为住宅。例如,永泰珠峰村现存如下《合约》: 立合约珠峰谢众等,承祖遗有寨基壹座,坐址隔坵前墩。

今见天时大旱,各乡俱已造寨以防不测,吾家亦宜协同修整。奈贫富不齐,不能均应。

通族相议,间有不能者,将此寨付有能之人,作拾捌股,前去修理基址,筑墙盖屋。太平之世,永远住居;乱漓之日,通族匀称逃命,不许十八股人等借约攻克。

至太平之日,不能者复当归家,不敢借众霸居。今欲有凭,公立合约一纸付十八股之人收照。

向后墙屋倒坏之曰,其寨基在众。未坏之时,仍付十八股永远住居(画押)。应股计开于后: 克圣应一股,克达应一股,克敦、昌文共应一股,君聘、昌哲、克锋共应一股。克贺、克贤共应一股,君日、君美、克瑜共应一股,君瑫、君丽共应一股,荣祖应叁股。

昌琰应一股,克著、克金、克志、克理共应一股,克春应一股,克殷应伍股。乾隆拾叁年戊辰岁弍月月朔日,夹合约弍纸,各执一纸为照。维伍(画押)克直、荣景、君询(画押)君瑾(画押)克诚(画押)克大(画押)君拔(画押)克自(画押)克珪(画押)克位、克善(画押)柯士(画押)君宝(画押)君凌(画押)克绥(画押)克特、君茂(画押)惟春(画押)君安(画押)昌玮(画押)、昌陆(画押)代字:陈文若(画押)这是一份改建山寨为住宅的合约,由谢氏族人授权给“十八股”有力者“前去修理基址,筑墙盖屋”。

山寨重建之后,平常可供“十八股”出资者居住,而战乱时则允许全体族人进寨遁迹。这种庄、寨合一的修建形式,满足了遁迹与安居的双重需求,逐渐成为永泰山区常见的聚落形态。晚清至民国时期,永泰山区再次面临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促成了各地修建寨堡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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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嵩口镇漈头村的陈、林、曾、蔡等家族,于咸丰三年签订如下合约: 立合约陈、林、曾、蔡四姓,承前手有旧寨地一全座,坐址廿九都漈头地方,土名寨头。今因世代久远,旧寨屋、寨基废坏,致因遭逢寇乱,人心畏惧。各姓集会,鸠集修正寨堡,题钱并题工,以为石木匠之用度。预先议约,其寨内之樫 应开拾分,左右统共拾橺。

左溪头边第一橺,系林姓向宝公下应分管业;第二橺、第三橺、第四橺,俱属陈姓伯成公下应分管业;第五橺系蔡姓天生公下应分管业;右溪尾边五橺,俱属曾姓崇宇公下应分管业。应开分额,各应明白,自约之后,各业各管,免致厥后争论。倘遇浊世,男女入寨之日,照份额住居,毋得争长较短,致伤和气。其首尾寨楼街路、四围路、衕蹊径、外埕、后埕,公仝通行管业。

如平世出寨之日,更宜守己循分,各业各管,毋得混争,所议是实。本寨之地,在前各姓所有契据合约,检验未获,向后取出,不堪行用。万望一寨和气,协力同心,齿借唇以不寒,尾因首而相应,防守必严,聊以固吾圉。今欲有凭,立合约四纸一样,各执为照。

夹立四纸各执为照。咸丰三年七月 日立合约字曾习芹仝弟习诗侄有弼仝约陈华智、华心、华春蔡章甫曾有才抄代字公见王孟华 这一四姓合约的重点,在于建寨的目的是为了避乱,而平时各姓则离开居住,尚有住宅。从合约中可以看出,当地原来已有“旧寨”,四姓都是继续了祖先遗留的相关权益,可见这一互助建寨的模式由来已久。

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公共修建的相关股份或权益,在共有者之间可以典卖、租借或转让,从而不停改变其社会内在。例如,漈头村曾、林二姓有如下契约: 立典卖字曾习芹等,与陈、林、曾、蔡四姓仝建堡寨全座,坐址廿九都漈头地方土名寨头。合约内系曾家应半分,实右溪尾边五橺,内抽出右边第三樫一橺前后二樫,上至椽瓦,下至地基磉石,四围板壁门㮼俱全,其首尾寨楼街路、四围路、衕蹊径、外埕、后埕公仝通行管业,并右边寨墙外余地,凭寨内屋樫直出之地,任听起筑牛栏、粪厕。

更约或重造,长阔有剩余之地,照樫额通匀,亦公仝管业。今因乏用,托中将此送卖与林礼基处住居管业。

三面言议,时值价厝樫地价钱一十六千文正,其钱克日收讫。其寨樫及余地,亦付钱主前去封锁,住居管业,听从其便。在先并无重典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卖主出头支当,不涉买主之事。

其年期,言约二十八年限;限满之日,备钱照契字面取赎;如未赎,照旧管业。递年应纳寨地租钱八文,付月洲张家收。其原契据并合约字夹带,未便缴付。

今欲有凭,立典卖字一纸为照。内改“因”字一字,多写“弍用”弍字,再照。

(画押) 咸丰三年十二月 日立典卖字曾习芹(画押)仝弟 习诗(画押)侄 有弼(画押)在见蔡光昭(画押)中见刘庐荫(画押)执笔侄有才(画押) 在这一契约中,曾姓通过典卖的形式,将本族拥有的“寨樫及余地”转让给林姓,实际上也就是退出了互助建寨的配合体。固然,如果在约定的28年回赎期之后,曾姓可以原价赎回相关工业,则可以回归原有的配合体。明清时期永泰山区的堡、寨、庄之类的聚落形态,都可以视为在特定历史情况中的社会整合形式。

就其社会内在而言,不外乎聚族而居与多姓混居两种模式。至于每一时期、每一社区的详细聚落形态,则端视当地的族群文化传统与社会整合方式,不行一概而论。四、家族与村社仪式传统自明清以来,永泰各地山区普遍形成了家族与村社组织,我们可以统称为“乡族”组织。

这些乡族组织的配合特点,就是通过每年定期的仪式运动,维持乡族成员的身份认同与互动关系。在此试以嵩口镇漈头村的相关契约文书为例,考察当地乡族组织的形成历程与仪式传统。漈头村原是明代卫所屯田之地,听说原有十八姓住民。

清康熙、雍正年间,陆续有来自南方永春县的林、陈二姓人家迁居本村,到清末本村主要住民为林、陈、曾、蔡四姓,如今大多数住民为林、陈二姓,尚有几户曾姓人家,蔡姓已不见踪影。我们在漈头村收集了林、陈二姓家族的3000多份契约文书,可以较为系统地再现清初以来的家族与村社生长史。

漈头林氏始迁祖永盛,原籍永春蓬壶高丽山,于康熙年间迁居永泰佳洋里,离漈头村不远。至其孙献宝,自佳洋迁居漈头,是为本村开基祖。林氏族人来永泰之初,仍年年回乡祭祖,并未脱离原乡的家族组织。

如林永盛,“不忘祖德,年年中元、除夕必归,祭祀祖先不失”;其子伯齐,“敬宗尊祖之念倍切,而岁时伏腊无不归祭致诚。复置新墘厝以栖祖先,买新墘隔及大泉佃田以为祀事之资”。到伯齐之子献宝,开始致力于在永泰建立家族组织。

乾隆五十二年(1787),林献宝为四子分居析产,首先提留了其怙恃、自己伉俪及其弟向国伉俪的祭田,还设置了专门用于纳税和“本厝堂上夜持灯焚烧”的田产。这些未经分析的公共产业,厥后成为家族生长的经济基础。从清中期至民国年间,林氏每一代族人都有祭产,每年都要举行相关的祭祖仪式。例如,光绪六年(1880)的林氏《慈房阄书》有如下《议规》: 一、议向宝公祭典,若轮到本房者,付长、二、三房耕收均分,以下年分再轮到本房者付四、五、六房耕收均分。

一、议伯齐公祭典,若轮到本房者,付四、五、六房耕收均分,以下年分再轮到本房者付长、二、三房耕收均分。一、议景登公祭典,凡轮到本房者,付义、行两房均收,再到者付慈、孝两房均收,又再到者付爱、敬两房均收,以后仿此。一、议凡历代祖考妣忌日牲醴银纸,并年节、月半、神社、清明,以及完粮当年户书办席,俱随景登公当祭者管理。

一、议珍杰公、礼基公公抽祭典,庚辰、辛巳两年留为公积,以为珍杰公、礼基公造坟埋葬之费。若无造坟埋葬,即将青客墘、长洛墘、小山垅、坤山洋、大路下、长垅头、新洋宅、圣君垅尾、陈情国根租等项,自辛巳年起,付义、行、慈、孝、爱、敬六房照序轮收。一、议礼基公灵柩,公议实定于辛巳年内择吉埋葬,不得迟延,亦不得阻挠。这是林礼基派下六大房在分居时议定的规则,涉及祭产治理、祭祖祀神、完粮纳税、丧葬礼仪等家族公共事务。

我们可以看到,在林氏家族的这一支派中,每一代直系祖先都有“祭典”,而每一年都要定期举行种种祭祖运动,这就使派下子孙始终维持认同感与凝聚力。到了清末,漈头林氏与佳洋林氏族人互助,配合建立了始迁祖祠堂,形成了跨乡村的宗族。其互助建祠契约如下: 立合据字林礼言、林礼定、林占义、林义茂、林辉义五房等,于光绪拾伍年拾壹月仝买回族侄意义送还原祖来永始基厝地壹座,坐址永邑二十九都佳阳本乡水尾厝仔,坐午向子;又花台上土记壹穴,坐丁向癸。

时意即立送还厝契并缴原契付族众,将地开田,将土公建佳阳林氏宗祠,任五屋子孙照昭穆进竖牌主香火,安奉祖先,春秋祭祀,利益发祥。克日裒多益寡,言祖永盛公派下出钱陆拾陆仟文正,定祖凤仪公派下出钱叁拾捌仟文正,占祖景珠公派下出钱贰佰陆拾仟文正,茂祖景著公派下出钱贰佰陆拾仟文正,辉祖景雅公派下出钱壹拾壹仟文正,统共钱陆佰叁拾伍仟文正。合众建祠,应用尚未完美,厥后照五房家道捐资,肯成堂构。

其厝地、田公族管业,其佳阳税山张先定卖契壹纸(税印)、林伯实卖契壹纸、尽契壹纸、张志朝吴文郎合约字壹纸,共成肆纸,俱交永盛子孙义崇收存;其意义送还厝契壹纸(税印)、昌迟卖契壹纸(税印)、礼泰卖契壹纸(税印)、契尾壹纸,共成肆纸,俱交景著子孙琨义收存。公用之日,各宜向出。立据之后,毋得违规。伏愿承先启后,长发其祥。

今欲有凭,夹立合据字伍纸,各执壹纸,永远为照。光绪拾陆年正月吉日立合据字林礼言(画押)仝立据 林礼定(画押)林占义(画押)林义茂(画押)林辉义(篆章)在见陈平国(画押)秉笔林传珪(画押) 这一合约的意义,主要在于五大房配合集资建祠,以便“五屋子孙照昭穆进竖牌主香火,安奉祖先,春秋祭祀”。

在这里,建祠的地基虽是“原祖来永始基厝地”,但早已归私人所有,可见原来并不存在配合的祭祖仪式。通过此次互助建祠和配合祭祖,实际上也就建立了跨乡村的条约式宗族。漈头村历史上的村社组织,主要是种种以神庙为中心的“社”,如“大王社”“尊王社”“圣母社”“善社”,等等。其组织形式,一般是自由组合、按份集资、轮流承办。

如下引契约: 立付字潘茂元,于前年间在大坂击鼓尊王、白马大王两社,鸠集十六人,充积有众钱,置有田业,递年轮流庆赏元宵,当收办席。元今因力微,不能支理当办,送缴与林景祥处。

入户当年,照序轮流当办,时即收回在原充积钱一千二百文正,其钱克日收讫。其众置工业,付祥前去照序轮流支理。自缴之后,付林永为己业,不敢生端之理。今欲有凭,立付字一纸为照。

嘉庆二年十二月 日立付字潘茂元(画押)代字 曾习安(画押) 上述契约讲明,在嘉庆二年(1797)以前,漈头村已有以“大坂击鼓尊王”和“白马大王”的名义组织的两个“社”,其成员共有16人,每人出资1200文,购置了相关田产,每年轮流治理田产,并管理“庆赏元宵”仪式。立契人潘茂元,可能是上述二社的早期成员,甚至是提倡人,但因无力“支理当办”,把相关资格转让给林景祥。由此看来,其时二社的财力相当有限,而举行仪式用度甚多,以致“支理当办”成为极重肩负。那么,林景祥为何愿意接替潘氏呢?较为合理的解释,应是林氏作为定居不久的外来移民,加入二社并承办元宵仪式运动,有助于其尽快融入当地社会。

在多数情况下,此类成员资格可以带来经济收益,因而也被视为私人工业,可以自由买卖。如下引《卖元宵契》: 立卖元宵契蔡春吉,应的福兴宫、大王公元宵三十股应的一股,鸠集置有根面全田一号,坐址廿九都漈头地方,土名劈面墘。庆赏正月初六元宵,并二月十四寿旦,系吉应的一股。

今因乏用,托中送卖与曾子瑞处为业。三面言议,时值价钱二千六百文正,其钱克日收讫。其元宵田,即付曾前去更名换姓,登席、办席、轮值耕作、庆赏元宵、寿旦,听从其便。

此元宵系己额,与别无干,在先并无重典他人及交加不明等情。如有此情,系蔡出头支当,不涉曾之事。自卖之后,蔡不敢生端异言。

内改千、席两字。今欲有凭,立卖元宵契一纸为照。

同治十年十二月 日立卖元宵契蔡春吉(画押)在见中叔 光善(画押)代字 王明华(画押) 这一契约的生意业务工具,实际上是“元宵田”的股份,其花样、条款无异于其他田产买卖契约。不外,由于获得该股份之后可以到场村中福兴宫、大王公的“庆赏元宵”和神明“寿旦”庆典,其社会意义也就凌驾了经济意义。漈头村早期的“社”,可能主要是屯田军户的仪式团体,其相关仪式运动反映了屯军群体的社会文化传统。

林姓、陈姓等清代迁入的外来移民,通过到场这些社团组织和仪式运动,无疑有助于改善社区关系,加速融入当地社会的历程。到了晚清、民国时期,甚至泛起了陈姓、林姓族人提倡和主导的“社”,讲明这些移民群体开始形成自己的仪式传统。如下引《卖断善社契》: 立卖断善社契陈诗学,己手于前年间阄集有善社一社,社友七人,鸠集七股,公积钱谷,买置田、山等业,递年轮贮、生息、耕管、收租、办粮、办席、登席,典祀广泽尊圣王二月念二日偕圣母八月廿二日庆祝寿辰,庇佑发祥。今因乏用,托中将此自己一股送卖断与林义崇处,永远为实业。

三面言议,时值价钱六千文正,其钱克日交讫。其善社一股,并社内所有钱谷、田、山、工业等项,即统付林钱主前去,递年轮值贮积钱谷、生息、耕管、收租、办粮、办席,会友登席,庆祝圣王、圣母寿辰,永绥吉劭,永远管业,任从其便。此善社系陈己手阄集己业,与别无干,在先并【无】重张典挂他人及交加来源不明等情。

如有此情,系陈卖主出头支当,不涉林钱主之事。兹卖断之后,价经【收】足,永付林永远管业,陈永不得言说生端滋事等情。今欲有凭,立卖断善社契一纸永付为照。

光绪十三年正月 日立卖断善社契陈诗学(画押) 在见弟 诗典(画押)中见 吴玉妹上述“善社”的提倡人陈诗学,为漈头陈氏的第七代族人,即清代永春移民的后裔。此社奉祀的“广泽尊王”和“圣母”,起源于泉州府南安县,显然是永春移民带来的原乡神明。最初加入此社的七位“社友”,应该都是永春移民的后裔,接替陈诗学入社的林义崇也同样如此。

这种由永春移民群体主导的村社组织,反映了当地社会结构与仪式传统的转型。在今天的漈头村,已经看不到当年契约文书中纪录的庙宇、神明和仪式运动。

在近年新建的村庙振辉宫中,奉祀的主神是张公、章公、萧公三圣君,此外另有泰山尊王、福德正神等,这些都是当地土著族群普遍信奉的神明。每年夏历正月初六,村民们都聚集在村庙振辉宫中,请羽士做仪式后,抬着神轿和乩童游遍全村。这种游神仪式与周边地域大致相同,可见原来的移民群体已经完全在地化了。

固然,自20世纪以来当地履历的社会重组与文化转型历程,我们所知甚少,另有待于深入研究。结 语本文主要依据福建永泰县的现存契约文书,联合地方志、族谱等相关历史文献,考察了明清以来的林业经济与山区开发历程、山林的产权关系与谋划方式,以及土客矛盾对山区聚落形态和社会组织的影响。笔者认为,明清时期林业经济的快速生长,推进了福建山区的开发历程。在此历程中,土著家族使用里甲系统,控制了当地的山林资源,而外来移民则通过租借山场,生长多元化的林业经济。

由于里甲户籍与赋役制度的制约,土著族群与外来移民的社会职位不平等,导致了土客族群之间的矛盾冲突,促成了地方社会的军事化。当地民众为了聚众自保,大量制作山寨和土堡,形成了庄、寨合一的山区聚落形态。随着外来移民的在地化,家族与村社组织普遍生长,形成了乡、族联合的社会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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